特别军事法庭内审判长刘峙那一声“延期宣判”的法槌敲击声如同投入滚油中的冰水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
检察官的愕然保密局人员的愠怒旁听席上的窃窃私语与惊疑不定共同构成了一幅权力与法律短暂僵持下的诡异图景。
然而在这纷乱的场景中有一个人的存在却如同激流中的一块孤石承受着内心最剧烈、也最无声的冲击。
他坐在旁听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穿着一身半旧的、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脸色苍白身形消瘦仿佛大病初愈。
他的双手紧紧攥着膝盖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死死地锁定在被告席上那三个身影——尤其是中间那个右眼蒙着纱布、身形佝偻却脊梁挺直的身影上。
他就是刚刚因“罪证不足”而被保密局“教育释放”的聂曦。
自由?枷锁! 聂曦的“释放”并非胜利而是一种更为残酷的煎熬。
保密局在经过多轮审讯后确实未能从他身上找到直接参与核心间谍活动的铁证。
他扮演的“恐慌”、“配合”的次要角色形象以及他提供的那些无关痛痒的信息让审讯官最终认定他“被利用可能性较大但知情不深暂无立即处置必要”。
然而这“释放”是有条件的:他被严密监控行动受限并被警告不得与任何人谈论此案否则立即重新收押。
这所谓的“自由”对他而言不啻于一副更沉重的无形枷锁。
他被迫离开了那间可以隔绝外界、与老师(尽管不知身在何处)共同承受苦难的囚室回到了一个看似正常、实则每分每秒都处于监视下的世界。
他失去了与老师共同赴死的“资格”却要独自面对老师身陷囹圄、生死未卜的残酷现实这种剥离感比酷刑更令人痛苦。
当他得知特别军事法庭将公开审理“吴石等共谍案”时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攫住了他。
他知道这将是决定老师命运的最终时刻。
他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不惜冒着暴露的风险通过一个极其隐秘的、老师早年告知的、仅用于万分危急时单向联络的渠道向外界发出了最后一条加密信息(内容极简仅含“庭审”二字及日期地点)然后他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张旁听证。
他要来。
他必须来。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老师最后一眼哪怕只是作为这场悲剧的一个无声的见证者。
无声的炼狱 从踏入法庭的那一刻起聂曦就如同踏入了一个无声的炼狱。
他看到老师被法警搀扶进来时的惨状——那塌陷的右眼那需要人支撑才能站立的虚弱身躯——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死死咬住自己的舌尖浓烈的血腥味在口中弥漫才勉强压下那几乎要冲口而出的悲鸣。
他看到老师与陈宝仓将军、朱谌之同志在被告席上“聚首”时那平静中蕴含的诀别;他听到老师用嘶哑却清晰的声音说出“黄泉路上有知己相伴倒也不寂寞了”时那话语中蕴含的、洞悉生死后的淡然与悲壮。
每一幕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他的灵魂深处。
庭审过程中他像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偶僵硬地坐着只有那双紧盯着老师背影的眼睛泄露着内心翻江倒海般的痛苦。
当检察官罗列那些牵强的“罪证”当法官机械地维持着秩序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无力感。
他多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不是这样的!老师是清白的!你们都在撒谎!” 但他不能。
他只能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用肉体的疼痛来对抗精神的崩溃。
传承与顿悟 审判长刘峙宣布“延期宣判”的那一刻聂曦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意外。
但与其他人的惊疑不同他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有一丝极其微弱的、明知不可能的侥幸期盼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悲哀。
他明白这“延期”不过是风暴来临前短暂的平静是那位尚有良知的老法官在巨大压力下所能做出的、最后的、无力的抗争。
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注定方向不会因为个别人的良知或努力而有丝毫改变。
老师、陈将军、朱谌之同志的结局从他踏入保密局大门的那一刻起或许就已经注定了。
这个认知像冰水一样浇遍全身让他从极度的悲痛中骤然清醒过来。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被告席上老师的背影。
那背影在宽大的囚服下显得如此瘦削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却又像一座沉默的山岳散发着一种无法被摧毁的精神力量。
失去右眼的剧痛酷刑的折磨死亡的威胁都未能让他弯曲脊梁。
他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都不是乞求饶恕而是在进行最后的、庄严的宣告——宣告他的信仰宣告他的清白宣告他对自己所选择道路的无悔。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 古人所言的大丈夫气节在老师身上得到了最极致、最惨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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